在中国的茶叶发展史上，自茶叶成为商品进行交换时起，就产生了鉴别茶叶真伪、等级优次的方法。早在唐代，陆羽《茶经》的“三之造”部分就有茶叶分等和品质鉴别方法的记载，经七道工序制成的饼茶依质量优次分八个等级，即“自胡至于霜荷八等”，意思是以饼茶外观来看，从类似靴子的皱缩状到类似经霜荷叶的衰萎状，共八个等级。同时陆羽还评价了当时对饼茶质量不同的鉴别方法，“或以光黑平正言嘉者，斯鉴之下也；以皱黄坳垤言嘉者，鉴之次也；若皆言嘉及皆言不嘉者，鉴之上也。”意思是说对于饼茶有的人把光亮、色黑、平整作为好茶的标志，这是下等的鉴别方法，把皱缩、色黄、凸凹不平作为好茶的特征，这是次等的鉴别方法，若既能指出茶的佳处，又能道出不好处，才是最会鉴别茶的。“茶之否臧，存于口诀”，可见当时对茶的质量好坏，已有一套口头传授的鉴别方法。

　　到了宋代，“斗茶”之风极盛，每当春季各路名茶上市之时，携水带茶，竞相献茶艺评茶品，决一雌雄。范仲庵的《和章岷从事斗茶歌》中就写到了当时斗茶的盛况。对于各种茶叶的质量，都在“斗茶”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要求。以武夷茶为例，《茶录》中对其色、香、味都有一定的规范：“茶色贵白。……茶有真香，……茶味主于甘滑。”其中，茶的色泽不同，也有优次之分，“茶色贵白。而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，敌有青、黄、紫、黑之异，善别茶者，正如相工之视人气色也。隐然察之于内，以肉理滋润者为上。既已末之，黄白者，受水昏重，青白者，受水鲜明，故建安人开试以青白胜黄白。”

　　宋时，不仅斗茶之风极盛，对茶叶质量十分讲究，而且官府对掺杂作假者已有查禁之规定。太平兴国四年（公元979年），已有“鬻伪茶一斤，杖一百，二十斤以上弃市”的严格禁令。另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述：“元丰中，宋用臣都提举汴河堤岸，创奏修置水磨，凡在京茶户，擅磨末茶者有禁，并许赴官请买。而茶铺八米豆杂物糅和者，慕人告，一两赏三千，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。”明代，已有法律规定，《明会典》记载，凡买卖假茶，便按律科罪。

　　清朝开始，茶叶外销日益发展，至1869年，茶叶出口换汇金额已占全国外贸总值的60％多，可见当时茶叶在出口贸易中的地位。在这种销量急增的形势下，不少商行唯利是图，为了牟取暴利，掺假作伪之风盛行。对此，各进口国，纷纷制定禁止掺杂假劣茶叶进口的法令和规定，曾使我国茶叶的声誉大降，不少官员疾呼“严禁作伪，改良制造，尤为当务之急”。民国初年，茶叶生产衰退，掺杂作假之风愈演愈烈，茶叶外销日趋萎缩，当时有一清末状元张謇，曾建议《拟具整理茶叶办法并检查条例》，提出“凡出口茶之色泽、形状、香气、滋味，均须由检查所查验，其纯净者，分别等级，盖用合格印证。其有前项作伪情弊者，盖用不合格印证，禁止其买卖。”只因当时政府无力执行而无结果。

　　1915年浙江省温州地区，曾设立过地方性组织“永嘉茶叶检验处”，查禁假杂茶出口。1923年台湾省总督府成立了茶叶检查所，实施出口检验。1929年，当时的实业部在上海、汉口分别成立了商品检验局，并同时着手制订茶叶检验标准，1931年正式实施茶叶出口检验。当时的理化检验项目比较简单，只有水分和灰分两项，经检验合格者发给检验证书，方能出口。1937年1月，实业部国产委员会成立了茶叶产地检验监理处，先后在浙、皖、赣、闽等省茶叶集中产地设立茶叶检验办事处，实施就地产品检验，及时指导生产，以保证出口茶的产品质量。设立的地点有：上海、浙江的平水（下设绍兴、诸暨、上虞、宁波、奉化等分处）、温州（下设瑞安、平阳等分处），安徽的祁门、屯溪（兼管浙江遂淳茶区）、至德、江西的浮梁、婺源等。广州商检局在福州、厦门设立商检处，并在福鼎设立办事处，从事茶叶产地检验。以后抗日战争期间，检验机构有所变迁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茶叶外销受阻，茶叶检验亦告暂停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上海、汉口、广州、台湾等商检局又陆续恢复了出口茶叶检验。

　　1950年3月，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商品检验会议，同时制订了“茶叶出口检验暂行标准”和“茶叶属地检验暂行办法”，并着手培养了一大批茶叶检验人员。1958年后，茶叶属地检验一般均转移给各省茶叶公司办理，1980年后各口岸商检局又先后收回了茶叶出口检验权。到1985年，全国已有上海、广东、福建、厦门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重庆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苏、云南、汕头、广西、贵州、江西、台湾等17个商检局办理茶叶出口检验。

　　1989年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正式批准，在杭州建立了“国家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”，同年又决定在杭州建立“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”，从而加强了我国的茶叶质量检测工作。